东山关帝庙文化功能再探:走进戍卫耕劳的日常
东山关帝庙文化功能再探:走进戍卫耕劳的日常
东山关帝庙文化功能再探:走进戍卫耕劳的日常
关帝(guāndì)文化产业园风动石前唱响渔歌。
东山铜陵关帝庙俗称(súchēng)“东山关帝庙”,2022年7月被(bèi)中国侨联授牌“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jīdì)”,2023年2月被国台办批准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可见这是非常特别的(de)一座关帝庙。东山关帝庙建于(jiànyú)东南所城,绾连海峡两岸,辐射东南亚,自元明至当代都具有重要的文化功能。
东山关帝崇拜,追溯到唐总章三年(nián)(670年),陈政、陈元光开拓闽南,关公香火随军奉祀并传入铜山(tóngshān),东山人拜祀关帝已有1000多年历史。东山关帝庙的创建可追溯到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江夏(jiāngxià)侯(hóu)周德兴建铜山卫所用以抗倭,刻关公像祀之。
清代东山关帝庙列入官方祀典的记(jì)载颇晚。根据碑刻史料,清道光二年至道光四年(1822—1824年),东山关帝庙历时两年的重修,是由福建水师提督许松年捐俸提倡的,东山的官、军、绅、士、商、旅各界人士捐金参与。《重修武庙记》中有申明(shēnmíng)“武庙”之意:“盖闻人心莫隆于忠义”“德必崇而功必报”“兹列朝之享祀(xiǎngsì)频仍,昭代之追封独懋,武庙之制所由广颁(bān)也(yě)”。由此(yóucǐ),在清朝中后期,东山关帝庙获得了(le)官方和民间的合力推崇。
《乾隆铜山志》记载东山的另一座关帝庙(guāndìmiào)为“兵营关帝庙”,即五里亭关帝庙。清咸丰元年(nián)(1851年),东山关帝庙二十世住持僧空提曾予以重建。空提和尚还于(yú)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兴建铜陵翠云宫,安祀东山出戍台湾殉难班兵灵位于(wèiyú)“义勇祠”,并(bìng)祀奉戍台班兵家眷吴氏碧娘“四命(sìmìng)妈”,对于安抚烈士亡魂、抚恤班兵家属有重要意义。1940年,五里亭关帝庙改建为“东山抗战阵亡烈士陵园”,其(qí)香火移奉于赤涂窟关帝庙。赤涂窟关帝庙也称“衙顶关帝庙”,坐落(zuòluò)在铜陵水寨九仙山东麓的赤窟。
漳州地区的其他关帝庙,有的也和东山关帝庙渊源颇深。据《乾隆铜山志(zhì)》载,“长泰瓷窑庙”和“云霄(yúnxiāo)下港庙”都是从东山关帝庙请去香火,且云霄下港关帝庙与清康熙(qīngkāngxī)年间迁界有关。东山关帝庙的武庙功能和官方祀典(diǎn)有着深厚(shēnhòu)的民间基础,与旁边的崇文书院,一为“武庙”,一为“文庙”,凝聚了东山人“崇文尚武”的理想追求。
在现存众多关帝庙(guāndìmiào)中,东山关帝庙所体现的海峡同缘文化(wénhuà)内涵丰富。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解读——
朝代更替 官祀不变。明郑时期,台湾(táiwān)建有多处关帝庙。据《康熙台湾县志(zhì)》卷九(jiǔ)《杂记志·寺庙》统计,清朝台湾早期兴建的(de)关帝庙有西定坊(fāng)大关帝庙、小关帝庙及宁南坊关帝庙、永康里关帝庙、长兴里关帝庙、保大东里关帝庙、澎湖关帝庙等。其中,西定坊大关帝庙有宁靖王(níngjìngwáng)所书(suǒshū)匾额“古今一人”。宁靖王即朱术桂,连横《台湾通史》卷二十九有传称“十八年春三月,经奉术桂渡台,筑宫西定坊,供岁禄(lù)”,民间有“宁靖王奉像入台南”的故事,认为是郑经从铜山携宁靖王等南明宗室撤至台湾。
大关帝庙在明郑时期具有官祀性质,在清朝也多次(duōcì)为朝廷官员所重建,“康熙二十九年(nián)(1690年),台厦道(dào)王效宗修。五十五年(wǔshíwǔnián)(1716年),台厦道陈瑸重修。五十六年(1717年),里人鸠众改建”。
东山班兵 崇祀军营。汪毅夫《清代班兵制与(yǔ)澎湖的“铜山兵”——东山县与台湾历史关系的一个(yígè)侧面(cèmiàn)》一文详细论述了(le)铜山兵戍守澎湖的历史。据林豪《澎湖厅志(tīngzhì)》(1893年)记载,早(zǎo)在明朝万历年间,为了防倭,铜山兵便开始(kāishǐ)参与澎湖的军防。清康熙年间,清政府完成台湾统一后,考虑到对台湾的治理和控制需要便建立班兵制,从大陆派遣官兵到台湾驻防,“以内地水师营分兵丁轮班戍守,三年一换”。
清代戍守澎湖的班(bān)兵主要来自厦门水师(shuǐshī)提标、海坛镇标、金门镇标、闽安协烽火营和铜山(tóngshān)营。按照规定,三年期满,由原营派同额兵丁前往替换,“在澎湖实行班兵制的200余年间,不时有铜山营兵(yíngbīng)往来于(wǎngláiyú)东山、澎湖之间。东山、澎湖都是(shì)铜山营兵的常驻地”。后来,清朝又准许年满四十而无子嗣的班兵可以带家眷随军,允许班兵就地娶亲。这样,许多退役班兵也与家眷一起在澎湖定居。
戍台班兵来自福建各地,籍贯(jíguàn)以铜山、泉州晋江、南安(nánān)、惠安和福州居多。日据初期,澎湖(pēnghú)妈宫市区自称“铜山人”的居民就有140户共计770人,占当地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不论是在东山还是在澎湖,关帝均为铜山班兵及其家属(jiāshǔ)精神上的慰藉。
东山“帝祖(dìzǔ)” 台湾“恩主(ēnzhǔ)”。关帝崇拜由福建过台湾,漳泉二地的民俗文化与台湾息息相通。江日升《公立关永茂碑记》记载东山乡民在迁界之后(zhīhòu)以关帝后裔为名,独立户名造册(zàocè)一事。此时,关帝于东山民众已有“帝祖”之实。至今(zhìjīn)东山百姓凡乔迁新居或是子孙成婚自立门户,必由长辈舅父或内(nèi)兄弟赠送“帝祖”神像并颂联一套,俗称“母舅联”,悬挂于大厅中堂,承传敬帝祀祖的家风,庇荫子孙后代平安吉利、家业(jiāyè)兴旺。
台湾的关帝有各种称名,如协天大帝、文衡(wénhéng)圣帝、关圣帝君、翊汉天尊、关帝爷、山西夫子、恩主(ēnzhǔ)公等,其中(qízhōng)“恩主”的名称与“帝祖”一样,反映了儒家思想在信俗中的投射。
东山(dōngshān)关帝庙在(zài)关帝文化传播中的独特性,随着遥远的历史烽烟而来,走进了海峡两岸民众戍卫耕劳的日常,东山流传的《龙船歌》至今还在传唱“三月上巳过清明,关公送嫂去寻兄,过了五关斩六将,又斩蔡阳入古城”。民俗与信俗的互动(hùdòng)影响,使得(shǐde)东山关帝文化焕发出持久永恒(yǒnghéng)的生命活力。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yánjiū)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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