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人员在陕西发现50万年前古人类烤肉痕迹

丝绸之路(sīchóuzhīlù)西域南道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作为中华古代文明接受域外文化(wénhuà)与艺术(yìshù)的(de)交通要道和中转站，承载着多民族文化交流、交融与交通的重要功能，对内地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围绕这一主题，2025年5月28日，中国(zhōngguó)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举办第三十六场“汲古论坛(lùntán)”学术活动，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宗教艺术研究室(yánjiūshì)副主任陈粟裕副研究员出任主讲嘉宾(jiābīn)，献上一场题为“沙海遗珍：丝路南道佛教艺术”的学术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与人类学研究所廖旸研究员、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陈列展览部李永康主任、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张雪松(xuěsōng)副所长、北京大学(běijīngdàxué)外国语学院范晶晶副教授参与对谈(duìtán)。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兼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喻静出席论坛并致(bìngzhì)总结辞。论坛由中国文化研究所谷卿副所长主持。 陈粟裕首先对丝绸之路西域南道这一(yī)概念作了解释。她结合地图和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展示了丝绸之路南、北道山脉、沙漠、石窟、佛寺、古道和王城遗址的分布情况，以及(yǐjí)古代(gǔdài)使节(shǐjié)、商队、僧侣沿着丝路南道穿越沙漠的行进路线，特别介绍了法显(fǎxiǎn)和玄奘的西行之路，并阐释古人选择春天作为丝路南道西行出发时间的自然条件和气候原因。 陈粟裕接着介绍了(le)蚕种(cánzhǒng)与丝绸之路的传说(chuánshuō)故事、于阗(yútián)(tián)王室与汉地和亲等(děng)丝路上的民族交往和文明传播史事。根据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遗址发现的木板画、俄罗斯博物馆藏木板画以及汉藏佛教文献中的记载，陈粟裕详细讲述(jiǎngshù)了于阗国王向“东国”求取(qiúqǔ)桑蚕、下令保护蚕种、蚕种活动在于阗寺院内进行等历史经过；因于阗王奉行佛教不杀生教义而禁止杀蚕，于阗人使用蚕蛾飞出后的破茧制丝，这与汉地缫丝工艺和品质存在明显差别。根据《大唐西域记》中于阗国王王冠被用于佛像头冠装饰的记载，并结合于阗出土的木板画图像(túxiàng)中侍女发冠、敦煌(dūnhuáng)壁画中于阗守护神发冠、北宋时期由泉州传入日本的水月观音发冠皆为竖棱状(shùléngzhuàng)造型，陈粟裕揭示了一条佛教图像艺术由西域向东传播至日本的漫长路线。 在报告的主体部分，陈(chén)粟裕介绍了国内外学者和探险家对西域南道(nándào)的发掘与考察(kǎochá)，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斯文·赫定深入南道沙漠腹地(fùdì)，发现丹丹乌里克遗址、喀拉墩遗址和楼兰古城(gǔchéng)的详细经过，斯坦因发现米兰佛寺遗址群(qún)、热瓦克遗址、尼雅遗址，在敦煌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的详细过程，日本大谷探险队、中瑞联合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甘肃地区的探险、发掘和考查，以及近年来我国学者对莫尔佛寺遗址的考古发掘和对西域南道诸多佛教石窟、壁画(bìhuà)等艺术遗存(yícún)和文物的保护、研究工作。 鄯善(shànshàn)佛教美术是本次报告的一大重点内容。陈粟裕介绍了鄯善地区考古发现的15个米兰(mǐlán)佛寺遗址，其(qí)中米兰3号佛塔与米兰5号佛塔的形制(xíngzhì)十分接近，皆是中间一座佛塔、外部环形围廊的布局，且有重要的壁画(bìhuà)残片遗存。有学者根据壁画推测，遗址时间(shíjiān)为2世纪末至(zhì)3世纪初，由犍(jiān)陀罗地区东迁至此的中亚移民将佛教艺术带入此地，为中国最早的佛教壁画。斯坦因在米兰M5和M3佛寺遗址发现的佛教图像较为特别，图像上部为佛传故事，下部为扛花彩的有翼孩童(háitóng)和托举世界的有翼男性，后者由希腊神话中托举天地的大力神阿特拉斯演变(yǎnbiàn)而来。这些有翼天人(tiānrén)的造型与犍陀罗造像艺术一脉相承，其装饰属性和宗教意涵也完全相同。此外，和田地区尼雅遗址回字形佛殿、亚兰干遗址的方形佛寺及其出土的佛菩萨(púsà)造像和壁画有着明显的犍陀罗风格，与上述米兰M5和M3遗址的艺术风格一致，证实了鄯善和于阗两国在历史上持续(chíxù)进行的佛教艺术交流。 在报告的(de)最后一个章节，陈粟裕展示了于阗佛教经典(jīngdiǎn)与图像的相关(xiāngguān)研究成果。相对于西域(xīyù)其他地区普遍崇奉小乘佛教的情况，于阗的大乘佛教信仰十分突出，且(qiě)对汉地佛教有着(yǒuzhe)重要影响。玉龙喀什河、喀拉喀什河、墨玉河沿线的狭长地段是和田的丰饶区域(qūyù)，分布着众多佛寺遗址。据史料记载(jìzǎi)，佛教于1世纪(shìjì)传入于阗，为新疆地区佛教传播之伊始；目前出土的于阗佛教文物年代大致在3-11世纪之间。由于10世纪初于阗王室(shì)与统治敦煌的曹氏归义军联姻(liányīn)，敦煌藏经洞保存了大量于阗佛经写本。从书写语言上看，于阗佛教写本包括犍陀罗语、梵文、于阗文、藏文和汉文(hànwén)五种；佛经类型(lèixíng)主要为般若经(bōrějīng)、金光明经、法华经、华严经等大乘佛典，也有说一切有部的小乘典籍和密教经咒。这些佛教经典和于阗历史传说相关的语言文献资料及(jí)图像艺术资料充分展现(zhǎnxiàn)了当时西域与内地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交融与交通。以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于阗文《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为例，陈粟裕介绍了佛教伪经从汉地传入西域并被西域民众接受的文化传播现象。就《般若经》的相关图像问题，陈粟裕指出，托普鲁克(lǔkè)2号佛寺遗址出土的两件木板画中佛身布满千眼的绘画方式或许为《般若经》的经变画。 值得注意的(de)(de)(de)(de)是，和田地(dì)区发现的《法华(fǎhuá)(fǎhuá)经》皆(jiē)由梵文书写，目前只在敦煌藏经洞找到了两件于(yú)阗(tián)文《法华经》节译本。国家图书馆藏和田地区(dìqū)《法华经》残片与俄罗斯(éluósī)东方文献研究所藏《法华经》写本中绘制的佛塔形制十分特别，后者的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图不同(bùtóng)于汉地常见图像，而是释迦坐于塔外；塔形十分瘦长(shòucháng)，下部有台阶(táijiē)可登临；塔刹也很长(hěnzhǎng)，且佛塔形制与藏地佛塔相似。据学者推测，该类图像创作(chuàngzuò)于8世纪左右，由于年代较晚，或受到汉地同类图像的影响。陈粟裕将和田地区出土的喀什本梵文《法华经》与汉文《法华经》不同译本中的部分内容作了文本对勘，指出喀什本里的青金石这一佛塔饰品为其(qí)他版本所无，认为喀什本中的七宝塔受到和田当地佛塔样式(yàngshì)影响，为流行于整个西域南道的瘦长型佛塔。而于阗地区发现的藏文《法华经》及其(jíqí)图像，则揭示了7世纪末(shìjìmò)至8世纪中叶吐蕃与吉尔吉特地区的小勃律王朝之间由于通婚和政治军事关系发生的佛教艺术方面的密切(mìqiè)交流。此外，敦煌莫高窟444窟东壁盛唐时期多宝塔二佛并坐像中于阗国太子从德及其弟从连的题记，揭示了于阗和汉地通过《法华经》共同构建的佛教正统与空间共鸣。陈粟裕还介绍(jièshào)了于阗《金光明经》不同语言的写本情况，并结合热瓦克佛塔遗址和丹丹乌里克遗址出土的地神画像以及于阗建国传说的文献记载，指出于阗画像中的坚牢地神不仅(bùjǐn)托举佛足，也有托举毗沙门天王足及王者足，且托举佛足的地神不仅有女性，也有男性。在介绍了于阗地区的梵文《贤劫经》和表现“千佛”内容的《佛名经》之后，陈粟裕详细讲述了于阗佛经中对汉地佛教影响最大的《华严经》之相关研究发现，其卢舍那(lúshěnà)佛像周身绘制各种图案是一大显著特征，例如斯坦因在和田地区获得的卢舍那佛图像、巴拉瓦斯特遗址壁画的完整卢舍那佛像以及大英博物馆藏卢舍那佛像残片中的佛身各处都绘制有日、月、金刚杵、摩尼珠、鸟、圆环、三角等各种饰物和图案，其宗教意涵尚有待探讨。 在(zài)嘉宾与谈环节，范晶晶(jīngjīng)介绍了丝路南、北道佛教艺术遗迹在数量上(shàng)的悬殊和佛传(fúchuán)图像表现形式(biǎoxiànxíngshì)方面的异同，特别介绍了对于(duìyú)(yú)研究于阗佛教而言，已故学者段晴教授翻译的《赞巴斯塔之书》之重要学术价值，例如其所记载的佛教因果业报观念和佛身观念揭示了于阗大乘佛教与说一切有部等小乘部派的对立。由包含51则佛本生故事的于阗文《佛本生赞》展开，范晶晶指出丝路南、北道之间在佛本生故事的表现形式上或许存在沟通与联系，而与汉地和犍(jiān)陀罗地区存在一定差别，犍陀罗地区佛本生故事数量较少，且题材主要集中于燃灯佛授记和睒子(zi)本生两种类型。 廖旸从活态文化的(de)角度对和田地区蚕种和丝路的故事进行解读，并以敦煌八(bā)菩萨像为例，介绍了(le)瑞像这一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步骤在(zài)中国佛教神圣性正统叙事的建构以及佛教社会化影响方面发挥(fāhuī)的作用。此外，作为“护国三经(jīng)之一”的《金光明经》所表现的护国思想，涉及众多(zhòngduō)著名佛教传说，从大理、西夏、吐蕃(tǔbō)到内地，乃至元代和清代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都与佛教护国思想有关，其为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及将佛教塑造为国家宗教发挥了重要贡献(gòngxiàn)。廖旸还就佛教中的“法灭”思想、“千佛”观念和于阗画派等相关问题与陈粟裕进行了对谈。 李永康根据(gēnjù)在新疆地区(xīnjiāngdìqū)的(de)考古调研工作经历，对丝绸之路南道的佛教遗址情况作了补充阐释。首先介绍了昆仑山(kūnlúnshān)、天山、塔里木九河的地理特征和文化定位，以及丝路(sīlù)北道和南道的四大文化圈(wénhuàquān)——高昌文化圈、龟兹文化圈、楼兰文化圈、于阗文化圈在大小乘佛教上的分野；接着介绍了楼兰古城(gǔchéng)的地理形态、楼兰佛塔(fótǎ)和小城墓地等历史遗迹，国际探险家在楼兰古城发掘大量(dàliàng)文书和楼兰书派的故事，以及罗布泊古墓遗址、尼雅遗址、米兰佛寺遗址、热瓦克佛塔遗址、莫尔佛寺遗址等丝路南道重要遗址出土的艺术珍品和古代工艺遗存，并指出于阗画派与唐代长安居德坊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 张雪松首先从研究方法(fāngfǎ)的角度提出，通过藏传佛教相关(xiāngguān)文献、于阗与敦煌曹氏归义军之间的历史关联以及散落于世界各地的佛教艺术(yìshù)遗存等多元视角综合考察丝路南道佛教艺术的重要(zhòngyào)启发意义；其次结合本场报告内容，阐释了对“丝绸之路”概念的全新(quánxīn)理解；最后(zuìhòu)强调，西域佛教对汉传佛教乃至汉地佛教地理名称的深远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今人对中华佛教史的理解，并就于阗建国(jiànguó)传说问题与陈粟裕进行了对谈。 在本场(běnchǎng)论坛尾声的(de)(de)总结致辞环节(huánjié)，中国艺术研究院副(fù)院长兼中国文化(wénhuà)研究所所长喻静指出，作为具有中国文化原生资源和文明符号意义的丝绸之路，在“以疆润疆”“文化润疆”的历史使命中，无疑能够发挥巨大的战略作用。从民族国家版图上看(kàn)，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大乘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的第一站便是于阗。今天所谓的中国文化核心部分离不开丝绸之路，而中国文化历史空间中的诸多重要痕迹也正是(zhèngshì)来自新疆(xīnjiāng)。在肩负“文化润疆”这一历史重任时，我们要思考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内地文化如何扎根于新疆，更要兼顾如何将新疆固有的带有中国文化印记的原生资源挖掘出来。喻静表示，本场学术论坛(xuéshùlùntán)取得圆满成功，希望这样的学术活动能够经常举办，以增进(zēngjìn)彼此间的学术友谊和生活情谊。 冯川（中国艺术研究院(zhōngguóyìshùyánjiūyuàn)博士后）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duō)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